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，县域经济的活跃度，历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风向标。今年以来，县域经济在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。

　　根据7月20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《2021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(以下简称“《研究》”)，2021 年，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%的土地和7%的人口，创造了全国9.94%的GDP.江苏、浙江及山东三省占据了百强县52个席位，“千亿县”数量增至43 个。

　　苏浙鲁占半壁江山

　　“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、稳定器。”赛迪顾问县域研究中心副主任邓传林介绍，2011~2020年，我国县域数量由1996个减少至1871个，共计减少125个，县域GDP由24.1万亿元增长至39.2万亿元，是2011年的1.6倍，占全国GDP比重保持在38%以上。

　　从百强县的区域分布来看，东部地区占65席，中部地区占22席，西部地区占10席，东北地区占3席。东部继续保持领先优势，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。

　　江苏、浙江及山东三省表现抢眼，分别占25席、18席和13席，其中百强县前10名中江苏独占6席，并包揽前4位。

图源：《2021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

　　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给出的数据显示，到2021年底，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.1亿人。其中，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.6亿人左右，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约0.9亿人，二者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%。

　　庞大的人口基数，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、广阔的投资空间。

　　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院王晓明指出，我国目前县城人口占比大，但人均基础设施、人均消费低，未来新基建空间大、消费潜力充足。

　　麦肯锡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个人消费规模将增长到65.3万亿元，其中超过66%的增长来自下沉市场，即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县乡市场。

　　何以“千亿”？

　　《研究》显示，中国自2007年第一次诞生3个“千亿县”以来，至2021年，“千亿县”总数已达43个，较上年增加5个。

　　2021年，“千亿县”GDP超7万亿元，以不到全国陆地面积的0.8%，贡献了全国GDP总量的6.2%。

　　GDP“千亿县”中，江苏省共获17个席位，占比39.53%，浙江省获得9个席位。其中，昆山、江阴、张家港继续领跑，昆山市和江阴市GDP突破4000亿元大关，张家港市突破3000亿元。

　　《研究》指出，“千亿县”的发展呈现出六大模式，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、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、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、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、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、以仁怀市为典型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。

　　赛迪顾问认为，六大发展模式或打造专业化突出、特色鲜明的创新型主导产业，融入全球创新体系；或利用优势资源与产业，形成独特优势，以县域主导产业为撬动，加快产业资源带动全域发展。未来，要加快构建以“百强县”“千亿县”为标兵、其他县域为重要支撑的县域经济发展体系，找准县域经济发展“核爆点”。

　　县域经济发展何处去？

　　今年5 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》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入重要机遇期。

　　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秦海林介绍，尽管2021年中国“千亿县”数量达43个，但仍有超五成县域GDP低于200亿元。“县域要在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发展质量、发展数字经济、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探索新举措、新路径。”

　　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白景明认为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直接决定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。

　　“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完善投资环境。”白景明建议，要从完善调整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、完善省以下政府间的收入划分、完善省以下省对下的转移支付三个方面，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。

　　从县域新基建的角度，王晓明建议，要以“融合类基建”为主，结合传统基建同步进行；不同类型的县城，要把握不同的基建建设重点，比如大城市周边县城要重点发展信息类基建，农产品主产区县城要重点发展智慧农业、智慧电商等融合类新基建，搭建特色农业数据库和创新平台。

　　谈及县城的城镇化建设，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高级咨询师陈思雨分析，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三大问题，一是人口吸纳能力和就业保障能力普遍较弱，二是亟待塑造特色竞争优势，三是财政压力明显增大，存在人户分离、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率低、部分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等情况。

　　为此，她建议，要利用县域范围内建设条件最优、产业基础最好、人口集聚能力最强的空间——县城，将其作为重要引擎。具体而言，要将人口和就业作为城镇化建设中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；突破传统路径依赖，塑造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；深化制度改革，提升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和策划运营能力。